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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业界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存在三大误会

时间:2015-09-02 16:35来源:未知 作者:张静伟 点击:
日前,林毅夫出席复旦大学110周年华诞及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系列活动时发表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日前,林毅夫出席复旦大学110周年华诞及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系列活动时发表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林毅夫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认识上存在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有质量的增长就等于放慢经济增速”。目前,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社会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太快,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现在要有质量的增长,就要把增长速度降下来。
  对此,林毅夫认为,环境压力的增加跟经济的发展确实相关,但是跟增长速度本身并不直接相关。例如,一个最好的对比是中国与印度 。1979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计价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国高出25%。而2014年时,根据IMF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过去这36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速为9.7%,印度每年的增长是5.7%,明显比我们慢,但并没有看到他们经济发展的质量比我们好。从各种指标来看,印度的雾霾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说中国的雾霾与高经济增速并无必然联系。”他说。
  其实,一个国家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以及高收入阶段。林毅夫认为,正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第二阶段,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致了环境压力的增加。当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例如德国、英国 美国等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制造业阶段生产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环境。
  林毅夫表示,“我们不可能只要APEC蓝,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在可以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快速发展。”
  第二个误区是“投资就等于产能过剩”。“很多人把我国目前的产能过程归结为发展模式错误,指出我们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要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这个转变要适时而为。我并不反对消费的重要性,但是用消费拉动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林毅夫说道:“如果收入水平没有持续提高却一味鼓励消费,只会减少储蓄增加借贷,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消费过度造成的。”
  林毅夫认为,只有通过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费。但他同时强调,只有有效的投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如果继续投资于过剩产业,毫无疑问会导致产能过剩。“如果是投资于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方面,这样的投资怎么会过剩呢?”
  而第三个误区是“既然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政府就不应该做投资”。林毅夫说,“目前部分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不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让市场自己调节。并且指出,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一般都比产业投资回报率低,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政府就不应该做投资。”
  林毅夫认为这一观点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与一般的产业投资在投资回报周期、折旧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很多是外部性、社会性的收益,这不是产业投资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营经济可能因为基础设施回报率低,不愿投资,如果这时候政府也不投资,只会让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瓶颈,影响经济发展。”
  事实上,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其实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好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示,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可以用财政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可以启动需求,创造稳定就业;长期来看,可以给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林毅夫指出,政府投资仍然有很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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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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