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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有个灯光村

时间:2018-03-31 09:12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网络 点击:
河南省鄢陵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被称为“灯光村”。

  河南省鄢陵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被称为“灯光村”。一位来自这里的灯光师见过数不清的光源,却沉醉于美国加州海岸的风景:夕阳洒向海面,那是真正的光。

  大多数时候,灯光师郭壮飞都身处一个明亮的世界。

  比起现实世界,灯光下那些精心搭建的世界如梦如幻:雪白的墙壁和桌椅、泛着银光的地球仪、米黄色的窗帘或是大幅的油画。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所有人都要戴上鞋套。这些画面最终会呈现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拨动着亿万观众的神经。

  郭壮飞是这个新世界的造光者。他熟练地安排助理把几座三四米高的灯立在摄影棚一角,刺眼的白色光线透过高大的黑色幕布,柔软地落在另一头的美丽新世界。几个人举起白色的泡沫板和黑色的遮光布,用光线把那个世界团团围住。

  在片场,郭壮飞流利地在普通话和河南话之间来回转换。灯光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河南老乡,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在中国其他影视剧或广告的拍摄现场,成千上万个他的同乡,都曾经或正在把手中的光变幻出各种形态,投向一个个面庞。

  业内一个无从证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有七成左右的灯光师来自河南省鄢陵县,并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南17公里外的张桥镇张北村。在影视行业,这个中原地区再普通不过的村庄被称为“灯光村”,源源不断地对外输送着光。

  一

  郭壮飞今年26岁,进入灯光行业已将近10年。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导演电影的字幕上,也曾出现在好莱坞顶级灯光师的名字旁。大多数时候,这个名字都跟影视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紧密相连,而很少有机会跟自己最初的身份——农民——联系在一起。

  其实,老家在张桥镇的郭壮飞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张桥镇人多地少,种地不挣钱,他的父母很早就买了辆货车,常年在外拉货。他被送到张北村的外婆家照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张北村,已经遍地都是灯光师傅了。

  郭壮飞至今还记得那些人回村时的风光劲儿。他们穿着鲜艳的冲锋衣走在村里的土路上,兜里装着瑞士军刀或进口打火机,给孩子带回成箱的钙奶饮料,给老人带回热带的芒果和椰子,给女人带回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有很多都是村里人从没吃过、见过、玩过的东西。

  那时,他羡慕那些家里最早买了插卡游戏机的同学,每天下了课都要去玩一种叫“超级玛丽”的游戏。家里的老人有时会指着电视里的字幕嚷:“这就是村里那谁嘛!”伴着“那谁”名字的画面,有时是飞檐走壁的李连杰,有时是咋咋呼呼的“小燕子”。

  省亲者里最风光的要数邢建伟了。年轻时的他一头长发,白T恤,牛仔裤,脖子上系着一条印花的方巾。方巾不光时髦,还很实用,武打片的剧组经常会放一些烟雾营造气氛,需要及时捂住口鼻。今年46岁的他算是张桥村第一个从事灯光行业的人。

  这个如今体量庞大的行业始于一次偶然。据张北村村支书曹群岭介绍,村里人均耕地不足1亩,上世纪90年代初,不少人开始出去打工。不到20岁的邢建伟初中没念完,就背上被褥跟几个老乡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整列火车满满当当,许多人在桌子上、座椅下,甚至行李架上熬过了十几个小时。

  下了火车,他就坐着公交到了如今北四环附近一家小饭馆,洗碗、端菜。饭馆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三四个伙计把几张桌子一并,往上一躺,冬天的风吹得房门咔咔响。那时四环路还没修,放眼一片荒凉,首都看起来并不比老家繁华,但他每个月能挣到150元钱。

  过了几个月,有个在部队工作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个群众演员的活儿。“钱多,一天20多元,管吃不管住。”这个刚离开农村不久的年轻人,开始在各种武打戏中扮演小兵或者太监,一切动作都听“群头”的号令,“就是来回跑,说打就往前冲,说死就躺下装死。”

  那时国内影视剧的制作主要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几大制片厂承担,剧组的外地人不多。有人看邢建伟“怪听话的”,就叫他去帮忙搬道具,工钱也涨到了30元一天。灯光组缺人,他又去做了灯光助理。灯光组的层级自下而上分别是小助理、大助理和灯光师,圈里习惯把灯光师称为“老大”。

  邢建伟从小助理干起,每天搬灯、拉线,“不惜力”,没多久成了大助理。四五年后,他就当上了“老大”,工资也从一天30元涨到了200多元。

  他把家里的草房换成了瓦房,墙壁刷得雪白,还挂上了彩色灯泡。每个提着烟酒上门的人总要先赞叹一番,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能否把自己或亲戚也“往出带带”。

  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也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30年来,张桥镇的灯光师从一个变成上万个。以至于在影视产业繁荣的浙江横店,用河南话吆喝一声,就能轻易从临近剧组借到需要的灯光器材。

  这些年,邢建伟剪短了头发,烫成小卷堆在头顶,说话时习惯夹着烟,语调不紧不慢。在老家吃饭,几乎从不需要他来付账。

  90后的郭壮飞原本不愿意干这行,觉得奔波。他高中没念完就入了伍,在部队学过会计,退役后在石家庄一家物流公司干过半年出纳。后来公司倒了,他还是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觉得“那才是上班”。后来实在找不着,还是入了行,成了鄢陵灯光师中的一员。

  二

  郭壮飞也是从小助理干起。行业里的人都换了几茬,这条规矩一直没变。

  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能装满一个小货车,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动位置。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要出门。

郭壮飞参与布置的灯光郭壮飞参与布置的灯光

  41岁的滕广辉是领他入行的师父。滕广辉做助理时,剧组有次在北京租了一栋酒店作为场景,一天租金就要10万元,为了赶进度连续拍了72个小时。他去车上拿胶片,累得连过马路都闭着眼睛,东西掉了都不知道。

  郭壮飞的“微信运动”页面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有人走了几万步,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你看,这些都是。”他的手指不停地滑动屏幕。

  “说白了就是民工。”邢建伟说,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老大就是包工头。”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日晒雨淋,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后来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经常出国拍摄。

  作为一门手艺,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还沿袭着传统的师徒制。没有专门的培训,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早饭都没让吃。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

  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上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出现了很多合拍片。那时的灯光组分为“港方”和“中方”,前者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后者只有40元。邢建伟开始跟着“港方”学打光。电影《太极张三丰》在卢沟桥拍摄时,他就在现场。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

  1996年,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商业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灯光师也正式进入了“河南人时代”。

  当了老大就意味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助理都是他的老乡,比起师徒,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

  脱离了集体的灯光师需要找到各自稳定的团队。为了拉近跟助理的关系,邢建伟经常在收工之后请他们吃饭、喝酒,聊老家那条从5米扩宽到几十米的长街,聊街边消失的供销社,还有新开的“红苹果生活广场”。也有人喝多了就开始用粤语模仿香港来的导演:“搞快点!”或者抱怨导演自己吃了汉堡,却不给工作人员按时发放盒饭。

  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没有明面上的规则,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规矩”。 通常来讲,小助理、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形成稳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为老大。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不能亏欠弟兄们”。

  三

  在灯光行业,高中毕业算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聊着聊着,总会叹口气,要么感叹“当年太穷了”,要么懊悔自己“没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车时,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甚至会说几句粤语。

  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就紧张地练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就用手机拍下来,每次休息时,旁边的人在打游戏,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有的发音不确定,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然后暗暗模仿。

  拍摄持续了9个月,在最后几个月,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

  后来,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拍过《魔戒》《金刚》和《霍比特人》。前几年,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机会。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

  郭壮飞知道,在很多老乡眼里,“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他曾经也那样以为,而且事实证明,只要踏实肯干,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他想起刚入行时,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横店的街上,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他认真地说。

  周围人都笑了,“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还宝马。”结果24岁那年,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

  他慢慢开始发现,片场的气氛、情节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

  “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需要审美。”郭壮飞说,“赚钱容易,做到这一点就难了。”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郭壮飞有些感慨,“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

  但灯光师这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邢建伟说,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资本主导”了。

  薪酬增长很缓慢且不稳定。去年“五一”前后,几百位拍广告的灯光助理联合发布“劳务上调通知书”,宣告小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500元/16个小时,大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1000元/16小时。如果超出单位工作时间,则要另算加班费。发布方式就是把这份公告发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

  在美国,权益并不需要这种“江湖规矩”来维护。成立于1893年的“美加影艺从业者工会(IASTE)”成员范围涵盖了剧组里大部分工种,保护其成员在被雇用时不受歧视、有足够的休息、工作临时被取消也应该得到补偿,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同时也规定雇主应如期支付加班费、养老和医疗保险,并进行新技术的培训,等等。

  截至2015年,IASTE在美国和加拿大有380多个地方工会,成员数量达到12.5万。除此之外,剧组的大部分蓝领工种,比如司机等的权益,都归“电影和剧场卡车工人工会(TEAMSTER)”保护。

  比起增长缓慢的薪酬,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邢建伟刚入行时,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巨制”,到了郭壮飞这一代,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伟说。与此同时,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

  前些年,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据邢建伟了解,仅在北京,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日趋激烈的竞争下,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

  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腰椎出了问题,“摄影还能多动动”。邢建伟说,在剧组内部,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而想转做导演,通常只有摄影师、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要么你是本科,靠学历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功”的郭壮飞,不想投资公司,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迟早会被淘汰。”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省成本,还在用绳子固定,“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郭壮飞说,“技术并不难,难的是转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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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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